对于石英的散文，我一向并不陌生。只是当它们以崭新的篇目和编排，集合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石英卷》（以下简称《石英卷》）的方阵里，再次亮相于文坛书苑时，我还是禁不住握卷在手，先睹为快。而在掩卷之后，脑海里随之映现的便是庄子那句因意象新颖，喻譬奇妙而屡被称引的名言——“乘美以游心”。显然在我的艺术感觉和审美判断里，一部荟萃了名篇佳作的《石英卷》，固然拥有多方面的艺术个性与表现优长，但其中首先让人目光闪亮且由衷称羡的，便是充注于整个叙述空间的那种美作舟楫，心为海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纵意舒怀，扶摇搏击，风正一帆悬的审美风度。同如此审美风度构成天然的表里关系的，则是作家由先天禀赋和后天实践整合而成的一种潇洒、自由和开放的创作心态，一种天马行空，纵横驰骋，高屋建瓴，直摅血性的生命本色与人生精神。而这恰恰是散文乃至一切样式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主体条件。
毫无疑问，在《石英卷》里，我们看到了作家面对巨大历史时空所展开的庄子式的心游。只是仔细体味起来，这种心游同古往今来许多崇尚庄子者的同一心象比，虽然依旧保持了自由奔放的风范，但却分明抛弃了若干逍遥和游戏的意味，而代之以一种较为强烈和浓郁的悲剧意识、忧患色彩与激愤情怀。它使作家的一系列散文篇章，在雄放而又潇洒的审美风度中，蕴含了启人心智的人文高度和撼人心魂的精神力量。
石英散文的人文高度和精神力量，首先表现在它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某些悲剧人物和事件的深层诘问与严肃思考上。如《登鸡冠山》一文，它一方面重述着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中国人引颈受戮的惨史，一方面痛苦地自问：堂堂的中华国土，当年为什么要供强盗们作战场？而通部作品同这种悲剧性探照相辅相成的，便是对华夏正气的张扬和民族英烈的讴歌。其中既有围绕岳飞、文天祥的感怀生发，又有关于方志敏、陈赓的传神写照，更有面对中原正气、延安精神的礼赞、畅想与呼唤。它们同对民族悲剧的反思一起，构成了《石英卷》特有的历史纵深感与沉重感。
石英散文的人文高度和精神力量，同时还表现在它对现实生活中因商品意识泛化所导致的某些社会负面现象的无情嘲讽与严厉批判上。如《京九遇雹记》写的是作家在京九铁路采访的见闻。其中有关工人群众忘我劳作和两位记者现场争论的描写，无形中传递出对单纯商业化价值观念的否定。至于《浩浩乎江流》、《雪中春意》诗篇，则正面而艺术化地映现了作家在现实人生中始终恪守的理想、信念与情怀。显然，诸如此类的篇章出现在当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无疑有着抵抗世俗，淘洗灵魂，净化人格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不乏物欲喧嚣的当代文坛中，作为散文家的石英，分明是一位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而一部《石英卷》便是这位守望者精神遨游与呼喊的写照。
